撰文：丰景／文学统筹：Juan原创图文，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一场世界音乐的即兴现场，你期待它是怎样的？一群身着麻衣布鞋的人，一堆叫不出名的乐器，从某些遥远或似曾相识的世界角落传来的声音？人们随感而发地拨弄乐器，互相配合？这大概是“即兴”最物化最外层最容易被人理解，也被人误解的表层。北京艺术周携手“一场Impromptu”即兴音乐品牌，发起“胡同声音”项目，想告诉你：无“当下”，不即兴。电影《死亡诗社》里，船长窝在男孩们的耳边，告诉他们“Carpediem.Seizetheday,boys,makeyourlivesextraordinary.”（及时行乐，孩子们，让你们的生命超凡脱俗。）他鼓励孩子们去做即使看起来“愚笨或错误”的事情，在尝试的过程中，才能发现原来生命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度过。现实生活中，“一场Impromptu”音乐的创始人阿丹（符丹）就像是真实版的“seizetheday”。她总在尝试，在老家做销售，到北京后前后涉足首饰设计师、即兴舞者、NGO组织话剧演员乃至策展人……最终，随着自己的即兴世界音乐品牌“一场Impromptu”的创立和日渐成熟，她对新鲜事物的热情变得稳定下来，并将她所热爱的音乐和随性的生活方式，变成了充实的生活常态。作为“一场”的策划人，阿丹常常要同诸多拥有独特创作力的音乐人以及跨界艺术家打交道，协助举办即兴音乐会或表演。音乐杂家小不点、自由音乐人符松、b-box贾宏龙、琵琶演奏家夏雨言、古典吉他谢予迟、踢踏王子姜少峰等等都是“一场”的常客。不同艺术家的聚合，均因对“即兴”的共同理解而来，“一场”的音乐现场，既是灵动而跳跃的，在精神上也是合而为一的。阿丹心目中的“一场”，既是一个讲究“跨界融合，即兴表演，专注当下的情感表达，属性自然”的音乐生长场域。这个场域内发生的演出或创作，所重视的是当前的情绪与感觉，而艺术创作最终的走向，则没有预设，完全取决于当下的自然状态。如果将这种即兴音乐从较为封闭的演出场所转移到开放的胡同社区，与在地居民进行互动，会产生怎样的可能？当公共艺术融入老北京胡同，会对传统的社区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这样独特的表演空间，又会对艺术家产生哪些新的创作触发点？这正是北京ONE艺术周“胡同声音”这一单元想要探讨的。我们将现代即兴音乐介入传统社区，希望通过音乐家们原生态的音乐创作对胡同空间进行理解与再塑，向大家呈现出一种自然、纯粹、自由的艺术表达。今年北京ONE艺术周携手“一场Impromptu”，将为大家带来一系列丰富的音乐互动活动。9月10日的开幕之夜，在内务部街27号四合院里，来自印度的音乐家夫妇MoumitaMitra和SayakBarua，将与自由音乐人符松、B－box贾宏龙、塔布拉鼓演奏家庄静、弗拉门戈舞者赵珍、踢踏舞者姜少峰联袂演出，在胡同里和观众一起体验来自不同国度的文化，享受音乐与舞蹈跨界融合的一夜。届时，艺术家九猫也将带来她的现场绘画与音乐会即兴互动。中秋之后的9月16日，策划人阿丹将带领“一场Impromptu”的诸位音乐人和舞者，在内务部街27号院，开展从早到晚五场不同内容的互动工作坊。踢踏舞、B-box、印度音乐、弗拉门戈，都将与在地居民进行更亲密的接触。9月17日艺术周的闭幕party上，“一场”音乐人团队将再次在内务部街27号的四合院，为大家带来即兴音乐演出。此外，艺术周期间，“一场”将在史家胡同博物馆及内务部街27号院制作更好玩儿的“废品回音”声音装置。其中“叮铃咣铛”声音装置是将胡同里搜罗来的生活废弃物，如：瓶子，易拉罐，废锅瓢勺等等制作成可供击打发声的声音玩具；而“噼里啪啦”回音装置,则以从胡同里搜罗来的废弃桌椅板凳，木板及金属类的废弃物为主材料，通过对物品本身声音的特性和音的高低组装成一组可以敲击和踢踏出不同节奏和音效的装置。艺术家们希望通过这两个好玩、互动的声音项目向大家传递一种简单的生活艺术理念，即“音乐来源于生活，也回馈于生活”。或许你还未接触过任何一位在即兴世界里感受、玩乐、自由表达的音乐人，或许你已经在某个音乐现场的听众席上熟悉地就座，在这之前，都请允许我们从这个“seizetheday”的贵州姑娘的人生故事讲起。她，或许不能代表全世界范围内的即兴音乐人，但她身上所展露出的发自本性的随意自然、和不愿被束缚的状态，也许是对“乐在其中”最好的诠释。就让故事从十年前那辆开往北京昌平区北七家镇的公车开始吧。车停住了，阿丹下车拖着行李来到了一家大院，推门处有一片小竹林，石头路走过去，一地的西葫芦。院子里住着大哥符松和二哥小不点，两个来北京玩音乐的哥哥。大哥符松望着阿丹的假睫毛和烫发，皱了皱眉。第三天大哥一起来，问阿丹：“休息好了吗？”“嗯。”“把衣服换了。”大哥把阿丹的一大箱子衣服都扔掉了，把他和小不点的大裤衩、汗衫拿给她。好穿的布鞋，一买三双，三人坐一排，看脚，清一色的咖啡色。从此，阿丹和大哥，起床打坐、看书练琴，中午煮碗米饭，两人分。她散着剪过的短发，拖着过长的衣服，每天跟着大哥，在将近平米的大院里玩音乐。好像从这时候开始，她觉得自己的审美与想法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大哥常跟她说“你不需要外在的东西去美化，你要多读书，多看书。”大哥的看法对阿丹影响很大。也是从这一段时间开始，“随性”成为了阿丹所适应的常态。这样随意的日子过了三个月。直到她走进二哥小不点朋友的一家店。这家店位于南锣鼓巷，卖绣片、衣服、首饰，满溢着家乡的民族风情。她为这家店工作了两个月，看摆放在店里的书，身上随身装着口袋英语。她每天坐两个小时公车上班，看裁缝邻居用胶带把线头粘下来，听周围卖皮记和首饰的一堆女人八卦，穿着宽大的男式衣服给南锣鼓巷的游客讲故事。在这之后，阿丹开始对首饰有了感觉，“像是程序似的”，能马上知道哪个珠子旁边放哪个最好。她前后开了7家民族风店铺，做衣服、绣片、首饰。直到现在，她也会挎着自己缝制的包，穿着手工做的麻布裤子，出去买菜。从衣服首饰的创作开始，阿丹的步子越迈越大，在不自觉的尝试中，踏进了即兴舞蹈的领域。她从昌平搬到了帽儿胡同，晚上，泡在“将进酒”酒吧，围在哥哥们身边，听他们演奏即兴音乐。“小丹，上去跳一段！”哥哥弹着吉他，转过头对着阿丹喊。那是一段带有*民族色彩的乐曲，节奏点分明，欢快明丽。她推脱不过，上去随着鼓点、琴声开始跳。扭脖子，摆身体，完全随意，当她跳完，竟不知道究竟做了哪些动作。“你进入音乐的时候，完全是忘我的”哥哥说。这一跳，就是几年。“你真高兴呀”，她现在的先生一看她跳舞就会这样讲。即兴，是他们兄妹三人契合得紧密的一点。音乐与舞蹈所延伸的方向，在不可控的过程中完成。他们常常在院子里，一边弹，一边跳，忘了时间。二十岁尾巴的时候，除了喝醉酒，阿丹不再跳上吧台搞即兴了。出人意料地，她在一座古道观里，策划了一场“贵州之夜”。云贵刺绣、高亢音乐的尾音、现场制作的蜡染、高弹的凉面，所有关于家乡的记忆和情感，在那里得以以一个贵州女孩的个人成长经验贯穿、展现。阿丹被人采访报道，电视主持人称她为“民间收藏家”。“贵州之夜”后，她飞回了家乡，在村子里组织起一个十几人的民间音乐表演队伍。全村子的人都知道了她做的事，大红喇叭里广播着“从北京来的老师前来指导”。去苗寨吃饭，要时刻弯着身子，捂着碗，生怕主人随时热情地“压碗”——把一大勺米饭啪地一声，倒进碗里。自此，她开始策划展览与演出活动，并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