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菜在上海并不与这座城市引以为豪的“洋气”沾边。如老客勒木心写，“‘俄国菜’究竟不属正宗洋味，若要尝尝法式大菜，亚尔培路红房子，波尔多红酒原盅焖子鸡，百合蒜泥煸蛤蜊，羊肉卷莱斯。再则格罗希路碧萝饭店，铁扒比目鱼，起司煎小牛肉。就算是霞飞路DDS的葱头柠檬汁串烧羊肉，也真有魅力，虽然DDS更有名的是满街飘香的咖啡。
又，上海人称‘西餐’为‘大菜’，要的是那个时髦风光；但沪语之自嘲：若被老板训斥，也作‘老板请侬吃大菜’”。但罗宋汤也是当时上海滩食客津津乐道的两道汤品之一，另一道则据说是“金必多汤”。后者用鱼翅鸡茸加奶油，由宁波厨师创制出来，“以徇前清遗老遗少、旧派缙绅的口味”；相较之下，罗宋汤对上海人而言则属于平民汤品，与白俄联系在一起。
因为白俄在上海的地位并不高，在本地人中间有“罗宋瘪三”的说法，其中罗宋就是俄罗斯的音译。“罗宋汤”也是Russiansoup的音译。罗宋汤是一道斯拉夫菜，在乌克兰、俄罗斯、波兰、立陶宛等地有不同演变。最早的材料是马齿苋；英文名字通常叫做Borscht。各国各地的用料不一，从甜菜、圆白菜、洋山芋、洋葱、番茄、牛肉、奶油不等。在东欧，罗宋汤大多以甜菜为主料，常加入马铃薯、红萝卜等熬煮，因此呈紫红色。
有些地方以番茄为主料，甜菜为辅料。也有不加甜菜、加番茄酱的橙色罗宋汤和绿色罗宋汤。在波兰，甜菜汤也是圣诞菜品之一。也有甜菜凉汤，因为加入优酪乳油而成娇嫩的粉红色，据说由立陶宛大公发明：以黄瓜、酸黄瓜、甜菜为底，以莳萝调香。罗宋汤传到上海后，上海人按自己口味改良了，因为红菜头并非本土作物，上海人也不习惯它的味道，故而用卷心菜替代，用上海本地特产梅林番茄酱调制汤色并且增加甜味。
上海罗宋汤的一般做法是先将番茄酱用油炒过以去掉酸味，再加入白砂糖，从而达到酸中带甜的效果。比较讲究的则以牛肉汤为汤底，在简餐餐厅的则一般用红肠、洋山芋等材料，这不但也是八、九〇年代上海速食店的记忆，也是当时中小学食堂常有的菜式。像许多当地化的菜品那样，罗宋汤的改良中最有本地特色的一点在于炒面粉，以增加稠度。不只是罗宋汤，其他西餐凡是原配方该用奶油的地方，海派改良里都用炒面粉代替。
最初是因为缺乏奶油，而面粉则是便宜经济的代替品。但炒面粉本身成了一种海派西餐的特色，虽然听起来不搭调，但却有特殊的烟火香，与番茄的酸甜、牛腩的肥厚、卷心菜的生辛融合得恰到好处。木心说上海的罗宋汤“大抵也有炒香了的面包屑，所以分外浓郁可口”，说的也是这一点。原本因为经济原因而生的下策，倒成了特殊配方，铁锅里冒着炊烟的浓得化不开的乡愁。这特殊配方，要归谢流亡上海的俄罗斯人，一般通指白俄。
白俄并不是白俄罗斯，而是指与拥护共产党和红军的红俄相对的俄罗斯人：十月革命中选择忠于沙皇的被称为白俄，选择跟随共产党的则被称为红色沙俄。在一九三七年，共有两万五千多名白俄生活在上海，是人数最多的欧洲群体，也是仅次于日本人的第二代外国居民。其中许多人原先都是沙俄贵族，在十月革命之后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财产、生活甚至家园，最后被迫离开俄国。
那些在欧洲有更多联系的去了欧洲（好比在《唐顿庄园》中所描绘的那样），其余的则穿过西伯利亚来到海参崴东岸的满洲国，定居于哈尔滨或其他租界地区，如天津或上海。一九二二年十月，海参崴沦陷。忠于沙皇的斯塔尔克海军上将带着三十艘船、据说多达八、九千多名难民逃离俄国前往远东，但在朝鲜元山港受到日本员警的阻拦，因为其中有一半船只已不适航。
剩余的难民继续前行，虽曾遭到强台袭击而有两艘船葬身海底，但总算三千名难民于十二月顺利驰抵吴淞口。当时的上海虽被誉为自由港口，进出并不如他们所想的那么自由。首先，难民的抵达使中国官方和上海租界当局慌乱不堪。所幸的是通过协商，各方都愿意合作。俄国驻上海领事格罗思临时建立起非幸而正式的俄罗斯移民委员会，通过俄罗斯救援会这样的组织取得支援；上海的别发洋行为难民提供洋行所在建筑作为住宿，另提供每日两餐，协和万邦堂也设立慈善厨房。
然而，已经在上海的俄罗斯群体约七百名左右，多是中产以上的商人或领事馆工作人员，并没有对难民表示特别的欢迎。国际联盟曾对难民生存状况作过调查，并认为他们的情况令人担忧，但即便如此白俄难民也不愿回到俄罗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政权交替，苏俄政府在一九二一年废除了所有政治流亡者的公民身份，白俄遂成为无国籍者，大部分人所持有的唯一证件只有国际联盟签发的难民旅行证件南森护照。
由于缺乏正式的身份，因此不能享受上海租界地区的涉外法权，必须遵从中国法律，也不被华人或外国人社区完全接受。白俄难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与过去白人在上海拥有绝对特权的景象截然不同。留居上海的白俄难民从事的职业包括员警、保镖、经营餐馆和咖啡馆，还有娱乐行业。历史学家贺萧指出，截至一九三〇年代，共有八千名以上白俄在上海从事性交易。
一九三五年国际联盟在调查白俄群体贫困问题时指出，在十六到四十五岁之间有百分之二十二白俄女性卖性为生。就连张爱玲在描绘一间公寓的拙劣品味时也和白俄妓女联系起来：“房间里充满着小趣味，有点像个上等白俄妓女的妆阁。把中国一些枝枝叶叶衔了来筑成她的一个安乐窝。最考究的是小厨上的烟紫玻璃酒杯，各式各样，吃各种不同的酒。”对普通人而言，更常在餐馆和咖啡馆接触到白俄。
张爱玲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一文里头回忆道：“离我学校不远，兆丰公园对过有一家俄国面包店老大昌，各色小面包中有一种特别小些，半球型，上面略有点酥皮，下面底上嵌着一只半寸宽的十字托子，这十字大概面和得较硬，里面搀了点乳酪，微咸，与不大甜的面包同吃，微妙可口。”老大昌原名TchakalianBrothersFrenchBakery，位于法租界亚尔培路。
上海官方档案信息网将老大昌的渊源记录为法国面包房，其实是俄罗斯的亚美尼亚移民开设，经营法式兼俄式烘焙。考虑到当时流亡白俄在上海的生存状况，要在法租界招揽顾客的白俄面包房才以法式烘焙作为招牌，以期融入欧洲群体吧。老大昌在上海人心目中是老字号。上海美食作家沈嘉录先生猜测最早法国人经营，因为在车间遗物中找到看不懂的洋文或长翅膀的小天使，其实是俄罗斯人所开。
张爱玲后来到了香港，也想念上海的白俄面包房，“六〇年间回香港，忽然在一条僻静的横街上看见一个招牌上赫然大书Tchakalian，没有中文店名。我惊喜交集，走过去却见西晒的橱窗里空空如也，当然太热了不能搁东西，但是里面的玻璃柜台里也只有寥寥几只两头尖的面包与扁圆的俄国黑面包……我买了一只俄国黑面包，至少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总错不了。
回去发现陈得其硬如铁，像块大圆石头，切都切不动……好容易剖开了，里面有一根五六寸长的淡黄色直头发，显然是一名青壮年斯拉夫男子手制，验明正身无误，不过已经桔逾淮而为积了”。从东京的麻婆豆腐、上海的栗子蛋糕，再到纽约的珍珠奶茶，这是一场以食物为媒介的时空旅行，戍守他乡的移民最终透过乡愁将家乡美食扎根于异乡，用食物串起世代间关于移动、乡愁和品味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