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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徽因的才情，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议论和口碑。诸如她的英文好到了费正清都羡慕，她的诗、文、画、戏剧、建筑各业无所不精，是中国近代出现的“文艺复兴色彩”人物，更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被誉为“中国第一才女”。
但她一直以来却遭受了颇大的争议，很多人都知道，她的情感生活中，曾经有三个很重要的男子，诗人徐志摩，建筑师梁思成，哲学家金岳霖。
他们都曾把她视作掌上明珠，一生的目光，都围绕着她而转动着。她的故事被翻来覆去的传着，甚至被演义成各种通俗文学、影视作品。
有人羡慕林徽因，一生能够得到如此多的宠爱；有人批判林徽因，在有丈夫梁思成的时候仍与金岳霖纠缠。就是这种情况，有人崇拜她，把她当做女神、偶像；也有人放出话来，“喜欢她的女人，品行有问题；喜欢她的男人，脑子有问题。”
说到底，感情问题终归是私人问题，作为外人，为何如此津津乐道？
很多人似乎忘记了，林徽因，她也是中国著名建筑师、诗人和作家。她的成就与贡献，在今天，仍然有着重大的影响，却被很多人忽视。而微不足道的感情问题，却被无限放大，多年来，媒体和大众致力于打造林徽因媚俗的形象并加以消费，以至于今天，林徽因成为了一个“可恨可悲”的人。
其实，更可恨可悲的，莫若说是那些觉得她可恨可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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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一生的成就，主要在于建筑与文学。
林徽因年出生在浙江杭州，在16岁时随父亲林长民游历欧洲时，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父亲的弟子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产生浓厚兴趣。
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两人一起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梁思成在美术学院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即注册在美术系，但是她仍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
年春，她同梁思成结婚后，两人偕同回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
从年到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多个县，考察测绘了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
以设计华盛顿越战纪念碑闻名的建筑师和艺术家林璎说过：“如果不是他们的话，我们就不会拥有这么多中国古代建筑样式的记录，它们就不复存在了。”
比如河北赵州大石桥、武义延福寺、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
当时，不管是考察，还是挽救那些好几百年历史的建筑，都并非易事，这些建筑通常都年久失修，而且散布在遥远的地方。许多时候，要靠骡子、人力车或徒步在很糟糕的泥泞路上旅行，穿越中国农村的险恶环境，才能到达这些建筑的所在地，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来说，更是艰难，因梁思成年轻时的一场摩托车事故让他后来走路一瘸一拐，而林徽因长期患有肺结核。
根据记录，两人最大的收获来自年的一次考察，他们在山西省五台县发现了佛光寺，考证了它的年代，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测绘编录。这座令人惊叹的木制寺庙建于公元年，是当时中国已知的最古老的建筑。
为了确定佛光寺的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爬进了寺里最令人生畏、被人遗忘的地方，包括钻到寺的屋檐底下，那里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和数百万只臭虫，到处都是尘土，充斥着死蝙蝠。梁思成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LiangandLin：PartnersinExploringChina’sArchitecturalPast)一书中记述了那段经历。
“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拍照。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很厉害。可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年，林徽因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次年，为北平大学设计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在此后数年中，她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了数十处古代建筑，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还为署名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写了绪论。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必读的重要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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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林徽因在中国建筑学术方面的成就都是与梁思成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连梁思成本人在内都强调了自己的建筑学术成就中林徽因的重要意义。但也许是梁思成在建筑界的地位一直过分显赫，抑或是林徽因在文学方面更早、更全面地被人们认可，梁思成的建筑学术成就被聚焦在“光环”中的同时，林徽因更多的时候是在梁思成的光环笼罩之下。
然而，根据专业的建筑学者表示，林徽因正是真正对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做出主要贡献的学者，她是在思想上的先行者。她一点也不弱与男子。
在《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一期上，林徽因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应该是首次由中国专业的学者发表的关于论述中国建筑的理论性文章。在这一重要的理论性论述中，林徽因针对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诠释中的一些误解，提出了相应的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情结的价值判断。在数年之后正式发表的为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所作的“绪论”中，林徽因再次较完整地归纳了她的理论框架。
这虽然是两篇独立的论文，但是从其所涉及的内容以及写作的时间等诸因素来看，都反映了林徽因当时对中国建筑的理论认识。从中国学术的角度来看，是充分运用了当时国际上的艺术史的观念与方法，将中国建筑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一种独特的系统来进行论述、评价。
她的建筑设计思维的一个特点就是，总是认真细致地考虑各种建筑物中人的方便和审美需求。所以，她对住各种房子（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里的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比较注意。”林徽因在她的文学作品中也会自然地描写这种“人”与建筑的关系。
林徽因还是在中国建筑界率先提出要保护民间建筑的学者。根据罗哲文先生的回忆，在一九五三年由北京市*府召开的“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上，林徽因特别提出了要保护民居住宅建筑：
“北京市保护旧文物建筑多半属于宫殿，庙宇，对民间建筑便没有注意。艺术从来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她的发言得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长也是著名文、史学家的郑振铎的支持，从而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对以后的古建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事实上，林徽因还是一位具有良好组织能力和社会感召力的强者。
一九四六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之初，梁思成即赴美国考察。对于这一新建的建筑系的所有计划，组织工作实际上都由林徽因来承担了。当时虽然有吴良镛等年青助教的大力协助，但是从白手起家创办建筑学专业，所需要的组织能力应该是极高的，除了林徽因之外，当时并没有其他人能够具备这种能力并真正起到这样的作用。然而，要知道当时的林徽因的肺结核与肾炎进入极严重的时期，基本上是卧床的状况下而从容地指挥了这一日后在中国建筑学术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建筑系的新建过程。
吴良镛先生回忆到：“以后的许多事都说明，林徽因虽然经常卧病在床，却能运筹帷幄，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林徽因并不具备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正式教职，更无任何一官半职。即使是梁思成回来后主持的整个的工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林徽因的策划和影响。
实际上，林徽因在世时，梁思成的所有学术性文字基本上都得到了林的修改和加工。而梁思成也是显然十分满足于这位名为内助实为老师的“神来之笔”。梁从诫写到：“父亲后来常常对我们说，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亲给‘点’上去的。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使父亲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母亲那些‘神来之笔’往往正是那些戴红袖章的狂徒们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
所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建筑学上，确实“不能分”，但并无从属关系，正如作家卞之琳所慨言：林徽因“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是后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却是他灵感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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